前进的倒退？

在2021年，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商品交易额为2465欧元，包括出口和进口。中国也因此连续
第六次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同时，根据中国德国商会的一项最新调查，中国对
德国企业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只有51%的企业打算未来的两年内扩大在中国的投资，而
2021年这一比例为71%。这些都不禁让人思考2023年德中投资将如何发展，以及重要的
影响因素有那些。

在新冠疫情缓解、中国+1以 及德国收紧投资管制之间： 德中投资将在2023年走向 何处？

Weber： 德国在中国的投资将主要遵循“ 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口号，在这之前所有 公司将检查和调整其国际供应链的安全和 可持续性。特别是中国政府宣布将中国经 济转型为双循环系统，一个用于国内市场， 一个用于出口，这使得打入中国市场对于中 小企业来说是有意义或者必要的，以便在 将来能够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除此之外， 德国公司只有亲临中国才能参与到中国市 场的动态中，了解中国的竞争对手，并在中 期保持全球重要地位。然而，中国经济还没 有走出新冠疫情。中国政府 右摇摆的路 市场趋势 线——从绝对的管控以及持续的检测到几 乎彻底放弃管控——已经导致整个国家的 新冠感染人数不断攀升。问题是，该国的医 疗服务是否足够，或者是否最后又会有新 的限制。2023将是中国经济停滞的一年。然 而，在新冠疫情之后，至少在国内消费方面 是没有对快速复苏设限的。

Vogel: 去全球化将在2023年继续向前推 进。中国和德国以及欧洲之间的供应链和 价值链已经接收了两年的考验。目前，欧洲 公司正在实施关于替代供应商，在亚洲除 中国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越 南、印度为自己的生产和服务驻地选址， 以及在2023年和2024年迁回欧洲的决定。 在VM中我们将这种公司策略称为价值链中 断。短期内，德中两国在针对巴斯夫和科思 创等公司的长期措施投资是不会减少的。 中国欧盟商会去年夏天的调查显示，四分之 一的会员公司暂时不会在中国进一步投资。 但是，根据中国德国商会(AHK)最近的一项 调查，有四分之三的会员公司预计未来五 年里的销售额会继续增长。

Arnold: 2023年上半年仍充满了巨大的不 确定性。原则上，开放入境限制和减少检 疫规定将对2023年的投资活动产生积极影 响。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大流行之后的情况 类似，预计外国投资会迎头赶上。随着新冠 法规的放宽，推迟的投资项目也将再次着手 进行并完成。可以预计，大部分的投资活动 将通过已经在当地落户的公司进行区域搬 迁和扩张项目来完成。由在中国首次建立生 产设施的公司进行的投资项目相对还比较 少，但随着开放可能会再次增加。此外，预 计在亚洲的公司驻地结构和供应商结构会 更加多样化。这将影响到主要负责本地市场 的中国现有公司驻地，而以出口为导向的生 产则将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驻地。

如何应对德中两国经济关 系和投资项目日益“政治 化”的问题？

Weber: 企业不应当害怕与德国政府积极 讨论这些问题。作为市场而言，讨论到的东 南亚国家所提供的机会相比中国来说还是 太少，再说，所有这些国家都与中国一起被 纳入了RCEP自由贸易区，而且其中大部分国 家都已经在经济上被中国机构占据。重要 的是，企业的供应链要符合道德原则，而且 欧洲也有明确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外国 竞争对手只有在能够证明他们使用类似的 道德原则时才可以在我们的市场上运作。 已经在像新疆这样的争议地区进行投资的 企业，应当澄清其当地员工的工作条件和 报酬。在欧洲，当然在德国也一样，应当为 中国投资者制定明确并可执行的规则，这 些规则应严格以我方安全利益为导向，并 根据对等原则发挥作用：如果外国公司在中 国不允许进行类似的投资，那中国公司在欧 洲也不应该有同样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 欧洲应该作为一个集团采取行动，而不是 迷失在小国的优化中。

Vogel: 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从俄乌局势中明 白，他们需要更加灵活地给自己定位。成熟 的基础设施以及杜伊斯堡和中国之间一条 直达的铁路货物运输动脉，中国城市高度 的创新能力以及宝贵的全新合作伙伴关系 仍然提供了发展机会。在中国拥有大型生 产基地的全球最大台湾手机制造商富士康 (Foxconn)，通报其10月份的销售额与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了30%（下降到180亿美元）。总的来说，根据一份V M客户 究报告，钢 铁/金属、化学、机械工程/基础设施建设 行业的领先企业已经重新评估了政治风 险，并将其投资策略设定为“保持”。欧盟 和美国对华关系中持续存在的巨大不确定 性也是许多企业至今没有采取全新中国战 略的另外一个原因。对政治风险的风险管 理也在进一步扩大，例如，现在将会每季 度而不是每年对这些风险进行重新评估。

Arnold: 政府组织及其立法对市场发展的 影响在公司的中国业务规划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这需要详细了解法规以及 对当地专业知识的投资，以便了解他们对自 己业务的影响。“政治化”对商业活动的影 响会因为行业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但原则 上来说：中国现在是也将一直是德国企业 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但这个市场是越来 越复杂，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在这样 的背景下，建立德国地区与中国地方政府之 间的伙伴关系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呼吁 德国和中国的出口及投资促进机构提供投 资条件的透明度并支持市场参与者之间的 合作。

许多德国和外国的专业人 员正在离开中国，但中国的 人才储备非常庞大，而且还 在不断增长。企业和投资者 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 略？这会有什么影响？

Weber: 我希望，在中国新冠疫情结束 后，会有更多的外国专业人员能再次留在 中国。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的 欧洲企业不要只提供外国高层管理人员， 而是要在企业的中层结构中提供更多的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创造真正的技术 交流。如今，让当地的人才担当管理职务 往往更加合适，尤其是在说服中国客户的 时候。比起过去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外国 专业人员更多地了解中国，更好地去学习 理解这个国家。在中国工作应当自然地就 像在法国或者美国工作一样。但是这意味 着，企业需要雇佣更多掌握中文及中国文 化知识的员工，并给他们提供内部发展的 机会。那刚才提到的中国人才储备就并没 有很庞大了，它非常片面，而且几乎被中国 企业所占据。因此，优秀并有经验的中国 管理人员的成本并不会比外国管理人员的 低。

Vogel: 欧洲公司在过去已经有了与中国学 生在欧洲合作的良好经验。中层和高层的管 理人员现在也更“需要”来自中国的人才。 然而，在德国的中国博士生很多都不太可能 会回到中国。根据马可波罗和保尔森基金 会的一项研究，中国研究人员在2019年著名 的人工智能会议上占了约四分之一。因此， 中 人才储备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人才 流失”，这也和中国经济的不利因素有关。 这种趋势可能还会加剧，因为中国经济增 长目前正处于崩溃中，世界上其他地区给中 国高素质人才的工作机会正在增加，尤其 是欧洲和德国。

Arnold: 在目前的情况下，专业人员的供应， 尤其是将专业人员派遣到中国是一个极大 的挑战。特别是人员的短期调配使得公司  难在当地开展项目。一方面，这是由于区 域封锁造成人员部署的计划难以进行，另 一方面是由于仍然存在的入境限制条件。 目前，外国公司员工对短期派往中国工作的 兴趣比较少。因此，许多德国公司寄希望于 将员工队伍本地化，并部署最好是具备德 语知识的中国管理人员。实际上，长期服务 中国的专业人员已经在近几年离开中国， 但对于许多外国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来 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和工 作地点。

Georg von Stein 格奥尔格·冯·斯坦

格奥尔格·冯·斯坦(Georg von Stein，Dipl.-Kfm.)从事记者工作已有28年。在此期间他为各种媒体（经济、IT、生活方式）发表了许多文章，并采访了德国经济界和政界的许多人物——联邦总统、企业家、CEO等。他自2004年以来为Goingpublic出版社工作，并作为Stefan Gätzner的继任者，从2019年起担任中德投资平台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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