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宣传说：可以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差距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稳固健全的经济作为共同富裕的基础。为了创造这种共同繁荣，未来的发展必须保持平衡。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害处，但实际上是一个突然的转折。
一句格言和它的历史
“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1953年人民日报用这个概念作为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论据。报纸上曾警告说，资本主义会让少数一些人富裕起来，而绝大多数的人民将仍然贫穷。
三十年后，邓小平颠覆了这个论据，转而提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切实政策。”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不平等的情况加剧。共产党开始与贫困作斗争。必须承认，中国的极端贫困到2021年初已经消除。但是，仍然有6亿劳动人民靠每月154美元或更少的工资生活。这一人群的数量比整个欧盟的人口数量还要多，他们与一批第一代的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生活在一起，而这些人几乎消费了全球一半的奢侈品。这使得中国的社会凝聚力成为一项复杂的任务。
习近平坚信中国政府模式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优越性。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是重新分配财富、创造平等的晋升机会以及减少社会不平等。人们可以通过比如财产税、更进一步的收入所得税或者遗产税等措施来实现，但是这些措施可能会在党内引起争议。党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了建设新的，必须先打碎旧的。
方向的改变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近几个月来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政府正艰难地朝着贯彻加强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国家控制的方向迈进。继2020年11月针对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在上海和香港入市做出令人意外的决定后，中国当局对科技巨头、富人、教育服务提供商、名人甚至针对青少年的视频游戏发起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打击行动。北京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似乎没有了界限。
2021年秋季，有14项同时对公司、行业和个人发起的“突击行动”。其中很多措施都可以用“共同富裕”来解释。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上将“共同富裕”表述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有必要平衡增长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会后呼吁要“适当调整协定”，并鼓励高收入个人和企业“回报社会”。
这些监管措施的涉及面很广，在中国引起了少有的公开争论。一方面是有人支持采取大胆的措施，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以纠正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是以建制为导向的改革倡导者，旨在不断推进社会进步以及同时促进创新和创业的框架结构。双方对峙相当激烈，也不回避与几十年前的失败改革做尖锐的对比。
这样大范围突击行动的决定有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2021年9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严肃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挑战明显增多。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性正在增加。“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这里可以解释为试图让人们适应未来挑战不断增长的可能性。
中国领导人似乎希望能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以应对未来的挑战。电子商务平台、视频游戏或者食品配送服务的改善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更多的是建设人才和资本，重点加强在战略性关键行业中的国家竞争地位，例如高端制造、绿色科技、半导体生产、电动汽车以及在“中国制造2025”纲领和十四五规划中所描述的其他国家优先项目。
西方国家的反应以及中国的调整
近年来，西方国家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明显恶化。北京近期的打击浪潮可能会增加国外对于中国整体发展的不安，此外，也会使得一贯积极支持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国际商界感到担心。
也许是作为对此的回应，中国高级官员在2021年秋天试图对收紧监管以及“共同富裕”做出新的阐述。高级干部韩文秀在2021年8月指出：“共同富裕指的是，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我们绝不会杀富济贫”。同一天，国家媒体机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关于“共同富裕”的英文解释文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它绝不是像有些西方媒体错误解读的劫富济贫。” 随后，习近平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也进一步澄清了这一点。
现在要说这种监管打击会在哪里结束还为时过早。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将对中国的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公众的沟通，而是实际上政府措施的规划。我们将继续对此进行观察。
下一篇文章：积极加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具体在做什么，哪些行业从中受益？
卢茨·伯纳斯(Lutz Berners)
卢茨·伯纳斯在2009年创立了Berners咨询公司，以此支持欧洲和中国企业的国际活动。此后，他一直在为欧洲和中国的客户提供出口、采购、合资以及并购项目的咨询。特别关注战略性伙伴关系，尤其在股权投资和可持续供应链方面。
由于他的专业和语言知识，以及他对中国人心态的熟悉，使他可以作为少数几个非中国人之一成为中国几位高级别中型企业家所信赖的咨询顾问。此外，他还经常为德国国家和联邦各部委及机构提供与中国合作项目的咨询。伯纳斯先生在耶鲁大学获得工程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公共事务硕士学位。他精通德语、英语和中文（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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