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根据菲尼克斯电气公司(Phoenix Contact)的通报，2020年的销售只出现了很轻微的下滑，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市场的强劲增长。这使得例如美国等其他市场的下滑得到缓解。 据首席执行官弗兰克·斯泰伦伯格(Frank Stührenberg)说，电气工程、电子和自动化领域的零部件、系统及解决方案方面的专家都经历了各不相同的一年。2020年，菲尼克斯电气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下降了10%，但在中国也实现了9.8%的增长。总体而言，2020年销售额的下降幅度并不是很大，约3.6%。多亏了遍布全球各地的工厂和代理处，所有商定的交付都能在新冠大流行背景下完成。然而，供应链的反复调整本应反映在运输费用的增加上。 公司对2021已经又再次充满信心。目前的订单数量已经增加了20%。因此，公司对2021年的年度前景持乐观态度，并预计销售额增长在个位数以上。 菲尼克斯电气公司依赖中国电动汽车 这家总部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布隆贝格的公司自1993年以来就活跃在中国市场，并逐步扩大了他们在南京的分公司。2020年，菲尼克斯电气公司才在这里新建了占地42000平方米的生产和物流中心。2016年以来，菲尼克斯电气公司在中国也拥有了自己的子公司。菲尼克斯（南京）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是为了响应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而建立的，是按照中国GB/T标准提供电动汽车应用程序的全方位服务提供商。

格拉默（Grammer AG）公布了其2020年的业务数据。除亚太地区外，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额均出现下滑。格拉默再次大幅拓展了其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业务。 受新冠疫情影响，格拉默2020年的业务数据显示其营业额下滑十分严重。虽然2020年下半年已出现明显复苏迹象，且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以及亚太地区第四季度的业绩都出现了同比增长，但息税前利润(EBIT)仍为负数（负4610万欧元）。按年计算，亚太地区是唯一的增长市场。格拉默在此地区2020财年的营业额达到了3.305亿欧元，同比增长5.4%。 因此，格拉默计划进一步拓展这一重要的未来市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格拉默在华新工厂和合作项目 格拉默在2020财年再次大幅扩大了其中国业务。鉴于汽车和商用车这两个产品板块正持续发展，格拉默在宁波和沈阳开设了两家新工厂。从而，格拉默在亚太地区共有8个生产基地和物流基地以及三个研发中心。该公司认为这一平台能为自己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客户基础。 自2020年起，格拉默就同其大股东宁波继峰开展了多项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在采购和制造领域实现协同效应，扩大产品组合以及改善某些地区的市场准入情况。 两家公司仅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协商达成的全球采购合作就能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实现千万欧元的节约。此外，格拉默和宁波继峰于10月决定，建立起日本市场的销售合作。从而，格拉默能确保更好地进入日本汽车制造商市场。

德国商业银行向其企业客户针对人民币对业务的重要性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年底将有大部分受访企业使用中国货币开具发票。 德国商业银行已第五次与调查机构forsa合作，向其220多家欧洲企业客户询问亚洲的业务情况。调查显示，人民币对德国商业银行的企业客户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对于年销售额在2.5亿欧元以上的大多数企业来说，中国货币意义重大。该规模的企业中有57%（2019年为46%）已在中国业务上使用人民币开具发票。此外还有20%的企业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采取调整。在年销售额为5千万欧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2%的企业在使用人民币开具发票，26%的企业计划在一年内使用。对冲汇率风险仍然是开具发票的主要原因（64%）。对于受访企业来说有两大不相上下的优势。第一是“在中国开拓市场的优势”，其次是“价格谈判的优势”（各占50%左右）。 人民币的“常规”外币之路 新冠疫情给大多数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约四分之三的企业称其营业额下降幅度高达25%。但大部分的跌幅在这一年里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预计中国业务将呈现积极的发展趋势。约20%的企业表示，复苏后的水平仍将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目前，德国商业银行四分之三的客户都是通过欧洲网点开展中国业务。亚洲最受欢迎的驻扎点是上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明确的指示：人民币正日益成为企业客户的‘常规’外币，逐渐被这些企业的欧洲总部所使用。”德国商业银行的亚洲专家Michael Rugilo解释说道。

经过7年的谈判，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于2020年底达成。该协议将确保中欧经济伙伴之间的投资环境更加平衡。德国和中国企业都将从新的更具建设性的监管框架中受益。 尽管受到新冠危机影响，2020年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仍持续增加，5860亿欧元的年贸易额也使中国超越美国，自欧盟成立以来首次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使得新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协定”）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其中包含的公平、促进贸易关系的规则，该协定对参与双边经贸的各方均为重要进步。 放宽市场准入 协定旨在减少中欧在市场准入方面现有的不对称问题。在中国，多个行业领域中严格的中外合资要求将被取消。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汽车行业、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德国企业将可获得全面准入。同时，近几年中国已经逐步开放的金融服务行业内的中外合资及外资股权上限要求也将取消，包括银行、证券交易、保险和资产管理等领域。此外，中国还承诺解除医疗（私立医院）、环保服务、研发（生物资源）、电信和云服务、商业服务和国际海运等领域的投资限制。 对于德国企业来说，一半以上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都可从此次协定达成的扩大市场准入中获益，特别是在汽车和制造业，包括化工、电信设备、运输设备和医疗设备生产等领域。现在，这些行业的德国原始设备制造企业未来可以100%拥有其中国子公司的股权并提取利润，而无须与中国合资方分享利润。 公平竞争环境 除了中欧之间市场准入的不均衡，竞争条件的不平衡也是另一个讨论焦点。对此，协定向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环境”迈出重要一步。这其中包括对国有企业市场行为的约束、提高政府补贴透明度以及防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定。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被要求今后完全以经济标准为基础进行决策。在其进行买卖货物或提供服务时，应对德国公司一视同仁。同时，协定还对中国政府提出透明度要求，以确保更好的计划性及更高的法律确定性。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为评价特定国有企业市场行为而进行的信息交流、关于补贴的磋商程序和为外国公司提供平等进入标准制定机构的机会。 协定还禁止未来各种强迫技术转让的投资要求，如向中方合资伙伴转让技术、对研究机构的本地化要求或在技术许可中干涉合同自由。此外，协定还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防止行政机关未经授权披露其在商品或服务认证过程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机遇 在中国企业过去多次对德国掀起并购风潮之时，德国企业主要以绿地投资而非并购交易的方式在中国投资。鉴于协定在大量行业领域取消合资要求、允许外资并购，中德之间上述投资行为差异预计将在未来有显著转变。 市场竞争条件的改善也为德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机会。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从新冠疫情影响中迅速恢复的经济将创造更多的增长，德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交易量也将随之增加。例如，巴斯夫集团在中国华南地区进行总额高达十亿美元建设投资项目进行同时，巴斯夫创投又于近日宣布投资位于中国杭州的初创生物技术公司恩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清洁高效的工业合成生物技术。 对中国在德直接投资的影响 与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相比，协定只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中国投资者承诺了少量的额外开放，因为在协定出台之前，欧盟市场已经基本对中国投资者全面开放。不过，各成员国实行的外商投资审查与控制措施不受协定影响。 尽管缔结协定对中国在欧投资条件没有重大直接影响，但其仍然向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发出积极信号，中国对德投资活动有望再次活跃起来，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衰退状态的中德并购交易市场带来转机。 总结 协定为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并为中德间的双向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对中国在协定框架下所作的逐步开放仍须结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来审视。中国政府正日益加强对信息技术、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工智能及重大设备制造等战略相关行业的控制，以确保技术自主权。而最近出台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规定及其他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措施意味着德国企业未来在中国的经营中仍将面临障碍。

为了满足中国上涨的需求量，克诺尔制动系统（Knorr-Bremse）正计划用一个产能更大的新工厂取代其在港口城市大连的现有工厂。 对于克诺尔制动系统来说，中国市场发展势头强劲。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才在去年秋天宣布计划在首都北京开设一个研发中心并开始建立一个新工厂。不久后，他们便接到了为中国首都新地铁线配备制动系统的订单。 克诺尔制动系统现宣布建立新工厂并同时扩建其在大连的工厂。目的是在中国东北港口城市将研发和测试设施与生产相结合。在该地区的这一结合也是为了加强与大连市政府的合作。克诺尔商用车系统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克诺尔商用车制动系统(大连)有限公司、克诺尔股份公司和大连金普新区管理部门在线上签署了协议。该区是现有工厂和新厂房的所在地。参与线上会议的人员来自大连、上海和慕尼黑。 “我们很自豪，大连工厂近年来继续保持着出色的业绩。我们在这里生产的商用车占我们在中国的商用车业务的一半。鉴于大连工厂的重要性及其快速发展的情况，我们将继续扩大制动系统和转向系统的生产，并继续向我们的中国客户提供顶尖技术。同时，我们也期待与地方政府在轨道车辆业务上的合作。”克诺尔亚太(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徐保平表示道。 克诺尔制动系统称该合同是其公司为满足中国市场的繁荣发展而努力的里程碑。 克诺尔在华新机遇 新工厂最早计划于2021年6月进行奠基并于一年后完成建设。这一4万平方米的厂区最早可在2022年12月开始进行生产工作。此次扩建后，克诺尔制动系统将在大连新增300个新工作岗位。其位于大连的公司自2004年以来以其合资企业Hasse & Wrede CVS的形式开展业务。而此次扩建有可能并非是该工厂的最后一次扩建。市政府已经为克诺尔制动系统将来的在华扩张预留了2.5万平方米的场地。 “克诺尔制动系统正在大力投资其生产能力，以发展世界领先的前瞻性技术。” 克诺尔制动系统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商用车系统负责人Peter Laier博士表示道。“我们坚信与当地以及其他商业伙伴的紧密合作可以扩大生产。从而，我们能够继续开发更加符合中国市场要求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是克诺尔制动系统未来在中国继续扩张的重要一步。” Laier博士表示道。

中国出色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物质主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所显现出的另一面是操纵，投机以及巨大的灰色资本市场。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是否合适遏制住经济成功的黑暗面呢？ Wirecard公司的丑闻在2020年震撼了德国金融市场，而且还在持续发酵。前董事扬·马萨莱克(Jan Marsalek)作为至少19亿欧元财务造假案的主要嫌疑人自去年六月以来已在逃。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让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仅在试点阶段就有1750万次机票订票请求和550万次铁路长途票预订因其过低社会信用值被拒绝。 当然， 让金融犯罪分子更难逃脱，并不是中国政府在2014年采用数据化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动机。在经济层面上，除了不可否认的控制因素外，还有试图解决许多个体行为者之间在家庭和关系等小圈子之外社会信任度过低的问题，以及建立一个公平并可预见的经济环境。原本计划于2020年强制实施的该信用体系由于新冠而被推迟，但综合系统提供的透明度使其难以操纵单个数字甚至整个资产负债表--就像Wirecard一案的情况。 三重簿记和获利的道德 目前，很多中国的公司实际上通常都有三本账簿：一本是给银行和投资者看的，一本是给税务局看的，还有一本是给老板看的，这里意思是“大老板”，通常是指公司的所有者以及总经理。在一起非常严重的丑闻中，一间公司从上市到欺诈曝光整整八年的时间都是在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里，甚至还为虚拟的收益缴纳了“真实”的税。 诸如此类的案例是中国在30年飞速发展中出现的获利道德所导致的：聪明的商人可以为了取得成功不折手段。失败者只是不够聪明，没能认识到风险。精明的投机商几乎可以一夜致富，而朋友和熟人则会注意到并加以模仿。因此，公司的库存现金没有安全的投资形式，而是经常流入灰色市场上的高风险投资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最典型的投机目标是房地产和股票。预期的利润率通常明显超过20%年利率，甚至经常会出现投资成倍增长。 如果有机会投资地产、酒店或者有前景的上市公司，那诱惑还是大到足以忽视灰色市场的高利率而将钱借出去。许多公司会因为预期的高利润率而逐步改变商业模式，通常以老板的个人投资开始。在2005年到2010年间（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的时期）大约有40个上市公司从他们最初的主营业务转入了房地产行业。 灰色资本市场的高压 只要交易是有利的，那任何参与者都不会有损失。相反，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原则上债权人可以在每年春节要求偿还贷款，然而，每年的还款威胁还是使得中国的灰色资本市场变得很脆弱。债务人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筹资，如果没有别的选择，那资产将会以低廉的价格被出售。年复一年，这在灰色资本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现金或者流动资金会突然变得更有价值。 在2012到2013年间，中国发展速度自千年之交以来第一次下滑到8%以下时，就是这样的情况。房产价格停滞不前，二线城市甚至轻微下滑。资本市场也暂时失去了曾经让人欣喜的利润。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内地不允许新股上市。从外表上看起来完全没有崩溃或泡沫破灭的迹象，但是却严重打击了灰色资本市场，从而影响到了投机商。 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最重要的潜在积极效果之一就是对获取信贷途径的改善。最理想的情况下，成长型公司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更长期的为自己融资，每年的再融资压力会减小或者完全消除。由于还将会评估产品质量、环境保护或社会标准等因素，所以，特别是对于创新型公司来说，理论上甚至会获得超额好处。 以亚马逊、阿里巴巴这些公司为榜样 由于私人投机交易首次出现在了公司环境中，因此投资者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如果他们不担心公司资金被挪用于私人交易，那么投资意愿就会增加。如果银行、股东和税务机关首先关注社会信用评分，那公司自己的簿记则对于不同的接收人来说都是无效的。当然，这些数据是可以被操纵的，但很少有公司会冒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风险。 通过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政府正试图将易贝(Ebay)、亚马逊(Amazon)、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这些企业的成功模式放在国家层面上来实施。这些平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数据的评分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交易所必须的信任。与亚马逊相对应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参与建立评级系统也并非偶然。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可持续的社会资本只能通过自愿行为来创建，但是如果规则透明并不受歧视地发挥作用，那新系统将有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条件。 最理想的情况是，企业的违规行为被发现或预防，人际关系和制度信任得到加强。 最糟糕的情况是，操纵从运营层面转移到系统层面，社会资本遭到破坏。不管是哪种情况，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将对所有在中国运营的公司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文摘录自斯普林格·加布勒(Springer Gabler)在2020年出版的《Social Credit Rating: Reputation und Vertrauen beurteilen》纲要中的一篇专业文献。(ISBN: 978-3658296520)

金融传媒公司GoingPublic Media AG宣布其子公司China Investment Media GmbH成功完成增资。该子公司（交易前权益：100％）去年通过这一资金措施从五位新股东那里获得了10万欧元的新资本。 这家初创公司China Investment Media在2019年——该子公司独立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的营业额约为20万欧元。扣除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的利润（EBITDA）后稍有亏空（4000欧元）。 该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于2014年便发行的《中德投资平台》（Investment Plattform China/Deutschland）（2018年底更改为《中德并购平台》“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该平台的目的是持续呈现中、德公司所参与的跨境投资活动的现状，并为两国投资者营造友好的氛围。《中德投资平台》是一个跨媒体的双语（德语/中文）产品，包括杂志/电子杂志（每年4次），刊登时事通讯的在线门户网站（www.investmentplattformchina.de）以及为企业家和专业投资人士提供的丰富活动和联络渠道。 “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几乎所有的西方行业都在中国十分活跃。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投资者也早已成为国际投资业务的老玩家。”总经理Markus Rieger（马库斯·里格尔）——同时也是上市公司GoingPublic Media AG（WKN 761210）的董事——解释说道，“尽管COVID-19引发的旅行限制和紧张的政治环境导致活跃度降低，但经济下滑只是暂时的。我们通过自2014年便开始运营的平台付出了长期努力，如今将继续与新投资伙伴一起致力于促进中德之间的跨境投资活动。

政策支持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国首先在政策法规方面推行了优惠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包括对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成立的公司（部分）减免作为雇主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目前这种减免优惠政策可以持续到2020年底。对依法缴纳相关费用的公司来说，该政策的意义比那些没有完整缴纳或根本不缴纳社会保险（雇主部分）的公司要明显得多 – 后两者在中国的本土企业中更为普遍。同时，中国政府还允许利润率低的公司延期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为企业进行调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对于存在亏损情况的公司而言没有帮助。而其他政策法规对很多德国公司而言并不适用 – 例如对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或者生活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短时工作？ 财务规划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短时工作。尽管中国劳动法不承认这种就业形式，但它仍不失为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因为中国的劳动合同通常是有固定期限的。到截止日期之后，协议双方可以不再续签合同 – 但是需要支付赔偿金。对此需要了解的是：在中国，劳动合同只能以有固定期限的方式延期一次。第一次延期期满后，再次续签的合同可被视为无限期的劳动合同。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员工的频繁流动以及由此导致的较短工作年限，只要您对员工的就业时间有大概的了解，肯定还可以找到相应的调整方案。其实，中国员工也经常会对兼职工作感兴趣。不过这种就业方式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因此，许多中国的企业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可能性，甚至出于约定俗成的全职工作传统，拒绝这些可能性。因此，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来应对目前业务逐渐下滑的情况：坚持通过执行工作时间表和周计划进行工作量评估，并通过母公司的友好提示，督促中国的企业负责人认识到兼职这一就业方式的潜力。 改进控制体系 财务控制和财务报告体系也使得母公司有机会对其中国子公司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重要的是需要建立每月报告的制度 – 其中不仅包括资产损益表的德语或英语翻译，还包括关于业务进展、员工发展以及应收款项管理的全面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和中国当地的管理层定期进行详细的讨论，从中发现经营潜力，查找节约成本的机会。而根据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在中型企业中，中国当地的管理层经常会抵抗这种透明度，因为这种透明度在中国的企业文化中甚为少见。 但是，如果想优化本地业务，就必须着重要求这种透明度。 结论 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投资失败并不是由于中国市场的机遇问题或者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而是由于企业结构不完善、公司运作不透明，当地管理层的能力欠缺或者缺乏管理概念所致（大部分则是二者皆具）。通过推行一系列应对措施，很多在华子公司都可以被引导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对在新冠疫情之前或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仅略有亏损的企业而言

面对疫情危机，信任是管理层及其团队彼此良好合作的基础。全球新冠大流行危机下，企业如何建立信任机制，保障业务稳定运行，显得更加重要。当前因疫情及相应防疫措施的影响，企业如何跨国招聘本地员工和外派专家成为中德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德国管理层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下属员工进行面对面交流。他们认为仅仅通过候选人远程线上云面试的表现，即电话或者视频面试，不足以决定该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入职。针对企业高管或经理人、专家职位，德国公司仍旧坚持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现场面试； 相比之下中资企业针对同等职位的招聘决策则更灵活机动、更果断。疫情危机下中德企业如何招聘和培训管理岗人才，基于我们在过去六个月的相关行业经验， 企业内外信任挑战可通过以下五个策略解决。 运营成效和信息透明度是信任的前提 建立及扩大信任需要两个要素。 第一：公平竞争，提升运营成效。以绩效考核为尺度，建立公平考核机制，增强团队竞争意识，从而提升提升运营成效。例如，通过团队或部门之间的商业创意竞争，借由平等的考核制度统一评判（绩效考评审核委员会）。相较于于德国，中国的教育系统更侧重于针对学生的 “强记忆式“的知识传递，而不倾向于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竞争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这对于解决危机下企业面临的问题至关重要。 第二：增加信息透明度，确保员工即使在七千公里以外，也能够理解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员工应该清楚了解工作内容的三个「W」原则（三问：Warum为什么，Wie怎么做，Was做什么）。特别是中国员工在这里需要针对工作内容，获得相对更清晰、更全面的结构。因为他们在工作时会因为不了解整体项目框架，往往会针对项目细节进行主管判断，进行更多的微观调整（micro-management）。在这一点上德国本地的招聘管理人员在领导来自中国的员工时需要尤其注意。此外信息透明度在与中资业务相关的招聘过程中非常重要。相较德国公司中资企业参与人才就职过程的决策者要更多。在德国的中小企业，高管人才的招聘有时仅由常务董事或者公司所有者一次性决定。 企业氛围的安全性是员工信任的基石 在危机情况下，企业氛围和企业环境的安全是企业发展的重心。关于如何提供安全的企业氛围，中德员工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 举例而言，针对负面信息中国员工和德国同僚相比时常会表现得更加负面。必要时中国员工会更早或提前表达离职意愿。因此疫情危机期间相比德国而言，中方员工如何表述和传递负面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很重要；一种透明、乐观和前瞻性的沟通方式更为重要。 “人”始终是信任的核心 如果管理岗候选人符合相应职位要求，德国公司通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招聘过程。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在招聘经理级别或高管的职位过程中，由于双方在信任构建上需要更长的时间，整个招聘过程所花的时间则比德国公司多很多。 这样耗时较长的多轮招聘过程对于德国的候选人来说通常是比较少见的。中资企业在德国的高管或管理岗位候选人招聘的过程中，需要提早构建信任体系，尽早让相关职位候选人与中方员工团队接触。 当前新冠危机下，德国当地的经理人在远程领导中国团队的时候，需要考虑中国当地的具体情况，例如如何与中国当地员工更紧密，更乐观地沟通？ （在新冠疫情阴影下，人们应适当地询问员工父母健康及其亲属的状况）。员工和他的亲属有什么担忧？新冠疫情中员工个人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等等。在中国个人受“单位”原则的指导，管理层作为“一家之主”式的人物，全面把控员工相关事宜。关于远程线上员工管理，经理人则需增加与中国员工交流的频率，灵活使用中国本地的远程沟通渠道，诸如微信等。 协作共赢是信任的目标 与德国的流行企业情境文化相反，中国员工团队更习惯于私下一起做很多事情。为了构建其乐融融的团队氛围，同事聚餐，团建活动和参与公司年会表演几乎是强制性活动。这一点对于在中国工作或者领导中国团队的德国经理人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中国团队更倾向于通过一个快速的集体式成功来激发团队士气。相比德国团队集体庆祝项目成功能够更明显激发中国团队的积极情绪。团队成员能够更有归属感；并且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 （比如周末主动加班）。而线上视频，如虚拟云庆祝则很难达到类似的员工激励效果。 对未来关键问题的研判决定信任可否持续 新冠疫情危机情境下，企业想要谋求发展必须以客户为导向。 与疫情前相比，我们的客户当下更需要什么？哪些行业领域将不再重要？ 在危机期间如何激发在华德企的本地员工的创新性？都是涉及企业信任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后针对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中德企业运营方式将更加多样化，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中德两地团队发展创新驱动技术的密封技术的经验；云平台不断涌现，为全球形式变化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当下疫情隔离期间，中德两国项目合作参与者已通过微软的Zoom和Teams或微信已进行了五个月以上的接触。这种解决方案的出现表明德国公司也可以通过线上云技术手段，促进必要的工作创新提高工作效率。 结语 在全球因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危机时期，企业内外信任的构建与维系是企业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中德双方团队推动企业前进发展的温床。前文提及的五个中心要素，即运营绩效和信息透明，企业氛围安全，“人”的因素，合作共赢和针对未来的展望，需要企业管理层人员针对中德两国人文差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适当采用。企业管理层将该五大要素合理实践，针对性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有望摆脱因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招聘危机。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很多公司并购的交易双方造成了打击。受疫情影响，对标的公司的估值及相关收购价格对买方而言可能不再合理。鉴于中德间并购交易多为中国投资者收购德国企业，对于已签约的交易，投资者需要关注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寻求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或能够行使其他合同权利（如合同解除权）以保护自身利益。而有计划在德并购的中国投资者也应注意，未来哪些合同条款在中德并购交易中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调整 通常，公司收购协议会排除适用法定条款。因此，是否可以在签约后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主要取决于合同约定。如果并购协议中已经约定收购价格调整机制——通常通过约定所谓的交割账户——则卖方一般需承担标的公司在交割前财务状况恶化的风险。对投资者而言，若标的公司在交割前财务情况因新冠疫情受到不利影响，则上述机制可以对收购价格作出对其有利的调整。不过，一般情况下，作为最终收购价格计算基础一部分，投资者对标的公司商业发展机会的判断和商业预期并不能通过交割账户进行调整。在此前的并购交易实践中，德国卖方大多会要求固定收购价格，中国投资者在签约后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的空间很小。新冠疫情的出现可能改变这一交易实践。目前，已经可以在市场中观察到，中国买方使用交割账户条款的意愿更强烈。 未能满足交割条件 除调整收购价格外，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投资者何时可以解除整个收购协议。一种可能是协议规定的交割条件无法满足。若交割条件中包含取得政府批准（如反垄断许可或外商投资审查许可）或中国投资者公司内部决议批准，则未能获得该项批准可能导致相关交割条件无法满足。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交易完成最后期限日”，则一个或多个成交条件截至该日期仍未满足时，买方（或双方）可解除合同。 援引重大不利变化条款解除合同 最近几个月，所谓的 "MAC"（重大不利变化）条款被广泛讨论。并购协议中的这一规定使买方（或双方）在交易的基本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有机会在签约后和交割前解除合同。尽管此前在欧洲大陆公司并购协议中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很少见，现在投资者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在协议中加入该条款。从买方角度看，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应尽可能设置得宽泛和全面一些，既包括整体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包括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的恶化。但在拟定条款时应注意，中国买方能否成功地援引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取决于相关连结点及其影响的设定是否足够宽泛，同时又能被具体证明。仅仅提及新冠疫情大流行并不足以成为合同解除理由，也不能自动被解释为包含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适用范围内。不过，预计这类条款在今后中德并购交易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违反卖方陈述与保证 新冠疫情大流行也可能影响卖方针对目标公司作出的陈述与保证。例如，一般情况下，标的公司不存在申请破产的理由属于卖方基本保证，在交割时这项保证仍需成立。如果在此期间标的公司因疫情出现财务困难，不能排除潜在破产风险，则根据协议条款具体规定，卖方违反相关陈述与保证可能导致（事实上）对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或成为买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中国投资者可能寻求将这类违反卖方陈述与保证的情形作为（调整收购价格的）谈判砝码。 违反“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条款 若交易从签约到交割相隔时间较长，则买方一般会要求卖方保证在这段时间内标的公司管理得当，且管理措施在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但近几个月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许多企业被迫采取了非常措施，如临时关闭工厂、大范围采取短期工作制，乃至申请国家补贴等。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违反并购协议规定的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条款、此类违约是否可以构成买方解除合同的理由，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判断。未来，对此类条款的谈判将变得更加重要，以确保一方面卖方仍可针对突发危机采取合理措施，另一方面买方在该条款下获得足够保护免受异常变化的影响。 总结 除非已经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权或收购价格调整机制，现有的公司收购协议中的条款无法为中国买方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提供更多谈判砝码。不过，这在事实上并不能阻止投资者寻求重新谈判。对此，德国卖方应有所准备。未来，预计中国投资者可能会要求在并购协议中加入重大不利变化条款等在此前的交易中较少使用的合同条款。

位于中国东北长春的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FAWER）投资了位于盖沃尔斯贝格的ABC Umformtechnik GmbH＆Co. KG。这家历史可追溯至1823年的传统德国公司如今专门从事为汽车工业及其供应商生产成形零部件。其顾客群都是德国领先的汽车制造商。 成立于1998年的富奥也是汽车供应商，专门从事汽车零配件领域的研发，如空调、底盘、制动、变速器、转向、电子电器和安全系统以及发动机系统和发动机附件，这些用于生产商用车和乘用车的零部件不仅在亚洲本土市场出售而且销往全球。如今，其旗下已拥有35家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目前，该集团的年营业额约为100亿元人民币（约12.4亿欧元）。 因此，中国管理层不仅希望通过收购计划扩大其业务范围，还计划推进研发进程并提升国际市场地位。因为中国买家是确定的：同样作为汽车行业的专业制造商，富奥和ABC Umformtechnik有着相同的战略抱负和价值观，并将携手书写他们的国际成长历史。 收购ABC Umformtechnik盖沃尔斯贝格的过程将分两步进行：富奥先收购80％的股份，然后再收购剩余的20％。两项交易的总金额将超出1250万欧元。 对此项交易收购股份的购买协议，富奥咨询了分别由王开定（KWM北京）和Sandra Link博士（KWM Frankfurt）管理的北京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金杜律师事务所（KWM）的律师。然而，落实此次收购目前还需得到中国和德国的常规监管部门的批准。

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的执行合伙人迪特马尔·蒂勒（Dietmar Thiele）在接受采访时道出了中德企业家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以及要想在中国必须熟悉掌握的生存哲学。 中德投资平台：您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杰出能力是什么？ 迪特马尔·蒂勒：我们发现许多中国企业家在内容上都非常务实。他们十分看重机会——机会是良机/机遇的代名词，不能与投机相混淆。在我看来，相比起我们主要由战略和顾问主导的投资逻辑，“企业家第六感”在这里更为突出或受到更少的限制。 中西企业家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我认为，如果企业家的抉择可以解释为“这适合我吗？”或“我在这里能看到经济成功的机会吗？”，那么“真正的”企业家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但可能对中国企业家来说——至少相比大多数西方人——适当的国家利益甚至爱国主义是始终重要的——“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利，或者是否对我的祖国有意义？” 所以企业家素养是全球通行的。但为何西方企业家总是难以胜任远东地区的事务呢？ 这其中自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在进行谈判时。谈判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全面，所以我认为，例如，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的中德并购交易都始终都需要一个针对并购的全面建议，且更重要的还有跨文化建议。而这些只有国际顾问团队才能做到。这也是我们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一直与中国两家并购公司——北京的望华资本和香港的Metro Ascent Capital——保持紧密且独家的合作的原因。我认为，如果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无法真正成功达成交易。 那么除了谈判，西方企业家在中国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我认为，尽早研究清楚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基本部分对德国企业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不是一个短期项目，而且只有有能够信赖的本地合作伙伴才能成功。找到这类伙伴无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 这些也适用于在西方寻求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吗？ 是的，这当然对在德国的中国人也有关系。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尽早与德国管理层建立紧密联系，最重要的是在业务上要很大程度地信任他们。德国中小企业主要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这不仅针对公司本身，也包括其公司员工。在当地驻扎也十分关键。中国投资者首先必须了解这种长期的忠诚关系，尤其是它对中小企业的意义。中国管理层通常无法独自做到这些。 人们经常说中国人有“企业家基因”。中国人经营自己的公司的愿望显然更为明显。即使是作为员工，很多中国人也经营着“副业”。对此，您有何解释？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基因，而是一种学说，一种哲学：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孔子学说的影响。孔子学说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历经了所有的封建朝代、上世纪初的共和国并且一直维持到现在的国家政府形态。这些学说如今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石。精明能干是主要的美德之一。此外还有教养！通过超越自我并获得成就来在长辈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当然，寥寥数语难以将这一学说概括全面，但我们至少需要花一定功夫去琢磨，从而起码能了解一点中国人的内心动机。要完全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者只有精通汉学的汉学家才能做到。 “向长辈证明自己”   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人处理所得财富的方式的不同，例如，美国企业家经常将其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关键字“捐赠誓言”）？ 当然。在这里，家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对孩子的教育，最好是在国外的教育——这也来源于孔子的哲学。但是，在充分尊重这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学说的基础上，我想到了两件也就不足为怪的事：房地产以及——非常简单且平庸的——各种奢侈品。这里也能看出他们与德国企业家不同之处：他们露富也十分低调。相反，中国企业家在这方面倒不太害羞。成功人士也会展示自己的成功，因此也可以——这也与德国有所不同——赢得面子。 蒂勒先生，感谢您接受此次的采访。 中国企业家、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致富道路的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我们此次的封面故事。     人物简介 马尔·蒂勒（Dietmar Thiele）是Network Corporate Finance GmbH＆Co. KG的执行合伙人，也是柏林事务所的负责人，负责国际合作。此前，他曾是Producers’AG Media Capital的首席财务官，在勃兰登堡州投资银行负责过媒体金融和技术金融，投资和股权融资，还曾被西德意志银行（WestLB）派至香港工作。马尔·蒂勒在锡根学习过企业经济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