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的私募股权(PE)投资者以及以中国为焦点的PE投资者在德国交易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和2021年间的活动受到了更多的限制，除了疫情以外，还有其它的原因。但这一发展对于2022年及以后是否有决定性的意义呢？文׀ Moritz Freiherr Schenck和Fabian Walisch 近年来中国PE行业的发展 在过去十年的最初几年，中国主要推出了风险投资(VC)基金，数量和价值都持续增加。从2015年起，随着本地市场的日趋成熟，筹资活动也从2014年推出的不到300支基金激增到2015年的400多支。2016年新推出的基金数量甚至达到了近500支。然而，这一筹资集会在2018年后由于中国的新法规而严重放缓，而2021年更是由于新冠疫情达到了890亿美元的暂时最低点——相比之下，2014年的筹资额为1170亿美元。尤其是首次成立的基金越来越难以在中国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一发展目前导致基金的平均规模提高到了3.6亿美元。这样的基金规模主要由中信银行(CITIC)、高瓴资本集团(Hillhouse Capital)或者太盟投资集团(PAG Asia)等老牌私募基金设立。 2020年筹集的资金大约有近一半投在了中国四个大都市的公司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然而，近年来有向更广泛区域发展的趋势，因为这四个地区在交易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不过，大宗交易还是更有可能发生在这“四大区域”。 在中国PE投资者所青睐的行业中，可以找到明显的热门行业：医疗行业，尤其是医药行业，目前位居热门行业榜首。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从2019到2020年，其数量从275个增加到了403个项目。一家新成立的芯片公司要为建立芯片工厂筹集资金的时间，目前平均为一年零四个月。中国政府的工业战略以及世界市场对半导体的强劲需求引发了高度的投资势头。其他的重点行业有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然而，人工智能行业的交易从2018到2020年急剧下降——从648宗下降到了338宗。这主要是由于新法规的出台，在总体上降低了PE行业的吸引力，特别是限制了通过外国资本市场的退出机会。 然而，中国以外的投资在中国PE行业中仍然处于次要的地位——毕竟国内市场提供的投资机会已经绰绰有余。不过，即使是相对整个PE市场而言，PE基金的海外活动在可控范围内的份额也不应该因为绝对规模而被低估。中国以外的投资为PE基金提供了机会，能够将中国专业知识引入公司战略中，以及可以投资于在国内市场受到更严格监管并因此缺少吸引力的行业，尤其是科技及数字领域。同时，他们开辟了更广泛的退出选择机会，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中。 中国投资者在德国的交易活动 2016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投资者在德国进行的并购交易数量下降了近40%。2019年以来又逐渐上升，因此，2021年的交易量只比2016年的水平低了25%。这一增长主要是来源于VC环境的交易。与2016年只有一笔VC交易相比，2021年飙升到了11笔交易，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腾讯(Tencent)对CLARK、Gorillas、N26、Scalable Capital几家公司的投资，以及Lilium公司通过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进行的私人投资公开股票(PIPE)交易。如果不算这些VC交易的话，2021年的交易量几乎比2016年的水平低50%。尤其是PE基金的活动在德国显著下降。与2016年的六笔交易以及2017年的十笔交易相比，2021年仅剩了三笔。就目标领域而言，尤其是汽车和工业行业多年来对于PE基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消费品行业从2019年以来则一直受到更多的关注。 放缓的活动 按百分比计算，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量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PE交易量（从2016年的17项减少到了2021年的14项）。私营企业的活动也明显减少（从2016年的20项减少到了2021年的14项）。   交易价值上也有相似的情况。2016年，所有中国投资者在德国所发布交易的总价值为137亿欧元，2017年为107亿欧元。2020年，这一数值由于新冠疫情以略低于12亿欧元达到了最低点。2021年有小幅回升，达到了46亿欧元。然而，这个数值几乎完全由价值40亿欧元的VC交易组成，约占2021年所有交易价值的86%。单是Gorillas的C轮融资和N26的E轮融资就各自达到了大约8亿欧元。除了腾讯外，还有其他的全球投资者支持了这两轮融资，因此，实际符合条件的金额只有一小部分。在VC领域活跃的还有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他们分别在2019、2020和2021年参与了Agile Robots的几轮融资，还在2019年参与了粒界科技(GritWorld)的A轮融资以及2018年Omio和GoEuro的D轮融资。2021年还有几个其他的投资者活跃在德国： 无锡创投(Wuxi VC)以及民银资本(CMBC Capital)对GritWorld 吉利(Geely)对Volocopter 宜信(CreditEase)对wefox Skynet Trading对holoride 数码天空科技(DST Global)和和玉资本(MSA Capital)与腾讯一起对Gorillas的几轮融资 数码天空科技(DST Global)和和玉资本(MSA Capital)与腾讯一起对Gorillas的几轮融资 2016年是PE基金以近21亿欧元创纪录的一年，而2021年德国仅有三笔PE交易的投资额不足两亿欧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的群欣投资(Kwanyan Investment)对Haw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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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宣布的监管措施在媒体中引发了对其持续发展的担忧。股市反应非常强烈。此外，有传言称正在计划进一步的法规，可能会影响更多的行业。一些观察家认为改革是对某些行业的打击，比如所谓的新经济，而其他的人甚至觉得监管热潮让中国变得“没法再投资”。是时候进行一次新的市场评估了。 在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胀趋势上升以及中国政府大力监管的背景下，投资者对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增长轨迹所表现出来的担忧目前也在增加。然而，这种突然的观点转变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令人惊讶的。许多新法规可能只会对房地产行业、食品配送服务以及互联网公司造成有限的影响。原则上，大多的法规只是重复了过去已有的法规。政府和国家媒体多年来已经宣布过这些消息，中国公民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在讨论。唯一真正受到严重影响的是私人补习机构，所谓的课后辅导，简称AST。 教育：补习机构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年初以来就预计会有针对课后辅导的监管。最初的迹象是通过改变学费来减少财政压力，还有禁止为课后辅导机构打广告。政府越来越觉得，课后辅导的高额费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它们没有改善教育的整体质量，反而增加了家长和孩子的时间和费用压力。这使得生育率下降，也给社会流动性造成了经济障碍。中国对课后辅导的需求非常高，与日本和韩国类似。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他们以考试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以及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课后辅导行业预计会萎缩，但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过程将受到政府的继续监控，并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管理。 对于社会经济问题可预见的反应 一些专家将最近的监管措施解释为一种惩罚。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适用于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公司。特别是考虑到可变利益实体(VIEs)的结构。它为一些行业在境外上市提供了便利，并代表了一种构成中国科技行业上市基础的公司结构。 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风险正在增加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VIE结构。因为大多最近的监管措施都不会因为上市地点或公司结构而影响其效力。因此，中国的监管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府更多的是在应对这里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行业越大，其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越多。过去有很多监管方面的变化对其他行业进行了限制。然而，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很多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大型成长性公司和行业，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非常担心，中国不能继续其发展之路。 在其他国家，新法律法规的通过可能是非常公开和漫长的，与之相比，中国的程序显得不那么透明。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当更深入地对此做出研究以预测风险。可以预见，那些拥有动态管理结构并能够对快速变化的框架条件做出反应的公司才是长期的赢家。 中国不是孤例 整体来看，中国现在发生的事与其他国家的活动很相似。世界各地媒体一直在报道关于“一些公司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不可持续的做法”，这里主要指的是这些公司将盈利置于其供应商和员工的福利之上。而科技公司在欧洲和美国也备受批评，甚至有人酝酿将这些公司拆分。说到这里，人们就会想到欧盟与全球以及美国科技公司之间关于数据保护的争端。 超越“新经济”的潜力 如果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些监管问题，那也会以相应的谨慎态度来观察最近几年来的新商业模式。食品配送服务美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最担心的是，盈利会以牺牲司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人们应该自问，面对改善员工工作条件的社会压力，未来的利润增长能有多稳定。结论：相当不确定。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想要在一个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的话。 一个完全整合了ESG标准的投资方法可以在分析的一开始就以这些社会经济学及政治风险为主题。人们必须对监管风险有充分的意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完全规避它。人们更应该将它尽可能地纳入投资决策中。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还是有可以关注的行业。在过去几年中，除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像家具制造商或医疗保健这样的公司几乎都不属于“新经济”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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